▲ 展览海报
第八届横滨三年展：
“野草——我们的生活”
文︱刘鼎、卢迎华
2021年底，我们提出以“野草——我们的生活”作为第八届横滨三年展的展览主题。彼时，全世界正逐渐走出新冠大流行的阴影，重新启动、重新连接。第八届横滨三年展是这一全球复苏的一部分，它的愿景是建立新的可能。这一雄心勃勃的举措散发着希望之光，从疫情、全球政治的保守转向、俄乌战争、阴谋论的兴起等所引发的全面危机中凸显出来。这促使我们开始寻找一个讲述谦逊的人道主义、勇气、韧性、信念和团结的主题。
▲ 第八届横滨三年展艺术总监刘鼎和卢迎华，摄影：OHNO Ryusuke
过去数年中，新冠疫情大爆发，引发了全球范围的流通滞障，也激化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秩序的僵化。这种僵化推波助澜地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冲突置于国际政治的前景。今天发生的一切，彻底地把前人们在20世纪初想象的现代世界，推入了一片昏暗中。资本与国家管治的技术超越了反叛的可能，20世纪初以来一切离经叛道的微光在新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黑洞中逐渐消失。面对疫情与政治，个人被置于危险的、无关紧要的、无力还击和无所依存的境地之中。在这一系列剧烈的时代变迁中，我们在鲁迅的早期作品与生活状态中找到了与今天时代的共情点。
▲ 第八届横滨三年展展场：横滨美术馆 (Yokohama Museum of Art)，摄影：KASAGI Yasuyuki
鲁迅在1924年至1926年间写作了《野草》，这是作家生命中最严峻也最重要的时期，他既遭遇个人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和思想精神的巨变，也面临时代的危机和晦暗。这是一个对文人来说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转变期。曾经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大体都以“启蒙者”自居，认为自己能敏锐地把握时代潮流，承担着推动社会变革与进步的责任。这种自信，在“五四”退潮以后，在1920年代中后期掀起的政治革命中，受到严重的打击。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面前，知识分子未能对社会的未来提出确信和可行的方案，同时面临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在政治、文化上出现的冲突。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革命需要“行动”，推崇行动，斗争上的勇敢、大胆、决断时更被看重的品质；而知识分子的软弱怯懦，长于思考而怯于行动的特质，使他们陷于无法跟上“时代潮流”的尴尬境地。这种境地与他们在“五四时期”的先驱者形象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也是鲁迅个人的困境。
这些个人生活与社会现状的体验使他的种种愁烦苦闷在此时蕴积到了相当沉重的程度。《野草》是鲁迅在这一时期对自我生命的一次深刻反省和彻底清理。他很快意识到要把绝望而不是希望，作为自己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出发点。他完全接受了这样的事实：不会再有希望或野心，只有黑暗，黑暗。同时，他致力于在这种完全的黑暗中寻找出口。这样一种以绝望为起点的思维方式，而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对于我们今日面对各种铜墙铁壁时保持突围的信心有极大的启示。
▲ 第八届横滨三年展展场：第一银行横滨分行旧址大楼 (Former Daiichi Bank Yokohama Branch) ，图片来源：第一银行横滨分行旧址大楼
在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一个特异的不断反抗现存状况的孤独个体，同时又是始终关注世界潮流并在其中思考个人和人类命运的思想家。《野草》包含了鲁迅的宇宙观与人生哲学。它不仅让人联想到一种脆弱的、毫无防备的生命状态，不显眼、孤独、置身荒野之中、无所依。它同时也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这种生命力不受约束，不可抗拒，不服输，随时准备独自应战。也不存在某种可以抵达的最终的存在状态。每一种存在状态本身都是一种调解和过程。不存在胜利或失败，而是一种永久的内部运动状态。因此，每一种存在状态都有可能是彼此的信使，为彼此进行调解。这些哲学命题并不抽象，也不是未经现实生活检验的、盲目的乐观主义。它们生动地存在于经验世界中，而且它们就是经验本身。“野草”标志着一种生命哲学，它将个体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提升为一种可敬的存在，它超然地面对了所有的制度、规则、条例以及控制和权力的形式，是一种灵活的主体性表达的模型。在这种意义上，野草是我们的自画像与自我期许。
《野草》同时还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它不仅体现了鲁迅自我的生命观，也展现了他的文学观。它蕴藏甚深，多用象征主义方法，借鉴和吸收了尼采、厨川白村等的激烈搏战精神和深层表现方式。2019年底以来，我们的生命、身心和生活饱受挑战和考验，在疫情逐渐淡去的背景下，种种困难和困境愈加凸显。作为创作者，我们觉得有必要通过一种艺术的方式来表达今天的体会。我们希望借本届横滨三年展来谱写出一部今天的《野草》。
▲ 第八届横滨三年展展场：BankART KAIKO艺术空间，摄影：OHNO Ryusuke
2019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全球化进程中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流行病的危机不是单一的公共卫生危机。它暴露、触发或加速了其他现有的危机，引发了新的危机。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流行病中相互纠缠。这些连锁危机凸显了旧的语言和新的历史条件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20世纪所产生的政治与社会的构建与发明。当代世界的秩序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势微与冷战结束后所形成的。今天不同的政治体系所面临的一个真正的危机，就是每个政治体系的基本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寡头集团的经济垄断所带来的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和固化，个体生命无法在政治层面找到相应的表达。
无论我们身处何方或何种政治制度之中，作为个体，我们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但这种时刻在人类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在过去三年的新冠大流行中，我们经历了恐惧、愤怒、困惑、沮丧、失落、孤立、混乱、禁锢感和无力感。我们渴望摆脱目前的困境，但发现自己被现有的事物运作的逻辑和结构性问题所困。新冠疫情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脆弱状态，而且不断地暴露出20世纪所设计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模式的各种局限。
▲ 9月17日距开展180天倒计时合影：横滨三年展主委会执行副主席帆足亚纪、横滨美术馆馆长、横滨三年展组委会主席蔵屋美香、第八届横滨三年展艺术总监刘鼎（从左自右），摄影：Hazuki Ishikawa
政治霸权、不断升级的意识形态竞争和文明的冲突混合在一起，对当代世界的福祉产生持续的腐蚀和破坏。个人存在的空间已被严重损害和淹没。争取平等和民主的斗争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在今天更为迫切。因此，在历史深处，相对于成功者和强者的历史，以及在当代社会中，重申个体的意义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围绕普通人及其生活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稳定和强大的结构，以面对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况和挑战。但“个体”也不应是抽象概念，天然获得豁免，在面对公共事件中，也要强调“个体”的道德责任。我们建议一个适度的想象，在那里，我们都是生活在夹缝中的局外人，经常暗中拆除那些正在杀害我们的系统。只有这样，我们才开始真正掌握我们的生活。
在第八届横滨三年展中，我们希望重新审视从20世纪初以来的一些历史时刻、事件、人物、思想潮流。例如1930 年代初，日本与中国左翼木刻运动的共振，战后东亚文化自建时期的主体化想象，1960年代末全球激进运动后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后现代主义在1980年代全面展现的批判和解放的能量等。在此基础上，我们从历史终结的提出以来所涌现的无政府主义实践和思想资源中获取灵感，探索个体可能与既定规则和制度对话的方案。在展览中，我们倚重呈现艺术与思想动力之间的关系，激励艺术与现实连接，并以艺术名义构筑全球友谊的新构想，以及个人国际主义精神和微弱信号的联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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