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2018年9月8日于亚洲当代艺术空间举办的“写作诸历史：关于当代写作生态的提案讨论会”第二场的主题发言。“写作诸历史”，乃是回应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一书中于1947-1953年间提出的，将写作作为一种历史协同行为的观点，以及朝向一种均质社会普遍性语言实践的思考。
▲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写作无历史
活动时间：2018年9月8日
地点：亚洲当代艺术空间
发言嘉宾：白轻
（泼先生执行编辑、卡戎文丛主编）
鉴于今天的主题“写作诸历史”，我试着从一个问题开始。不是写作，也不是诸历史（历史的复数形式），而是这个历史本身，也就是，写作有历史吗？
在一篇题为《写作》的文章中，罗兰·巴特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他说，“至少在我们的国度，每个人都写作。这意味着写作不再有历史了吗？”然而，这篇为罗歇·德鲁埃和埃尔曼·格雷古瓦的《书写的文明》所作的评论仍然关注着一种作为身体姿势或生产活动的写作，或不如说是“书写”。换言之，如果我们仅仅把写作视为一种技术的活动，一种文化的发明，一种身体的运动，那么，我们当然不难去定义或界定它的历史，因为首先我们可以推测它的起源——关于这一起源，存在着各种神话和传说，柏拉图的《斐德罗》里，苏格拉底把文字的发明归于埃及古神塞乌斯，他把写作，文字的记录，称为一剂改善记忆的药，虽然在法老萨姆斯看来，这个工具也加速了人心灵的遗忘。或者，还有更简单也不那么神秘的起源，一个很难在历史上定位的时刻，原始人在石头或木块上进行切刻的时刻：“第一个书写者，是那个在古老的天空下，在石头和木块上切刻的人”。这个最初的姿势，或许可以称之为“刻写”或“铭写”。
同样，我们还可以察觉书写的演变，既包括身体姿势的变化，书写工具（雕刻家的尖笔、芦苇笔、铁笔或钢笔）的变化，也包括其背后隐藏的意图的变化（其对应的意识形态，因为我们讨论的当然不只是作家，或者从书写的角度看，我们更应关注那些所谓的“抄写员”，法典的抄写员，圣经的抄写员，甚至是现代官僚体制里的抄写员，梅尔维尔的巴特比会是书写者的典范吗？），还有其作为一种媒介所遭遇的剧变（尤其是印刷术产生以来，或者是在这个图像时代，书写正在遭遇某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它自身的终结，我们不仅不再用传统的方式来生产文字，而且为了传达信息或实现交流，我们不再生产文字，而是制造图像，图像甚或声音就是我们阅读的唯一可能的文本。在这里，书写的历史似乎正迎来它的终结。或者，用维兰·傅拉瑟的话说，由于书写作为记忆的工具，产生了历史意识，所以书写的历史的终结，其实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本身的终结）。
▲ 抄写员巴特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
那么存在着一个书写的历史，可以追溯起源，甚至可以预言其未来的终结。然而，即便我们知道了书写或这样一种写作的起源，我们是否就真地意识到了写作的本质呢？我们知道了书写或写作的这样一个原始的或根本的姿势，我们就真地能够定义它是什么甚至规定它拥有的历史了吗？
所有这些（基于社会，文明和技术的）所谓历史的考察，也许并没有抓住写作作为一个现象的本质。同样，事实上，通过给出这些历史性的素材，我们还不能判断写作本身就具有了历史。如果历史意味着某个过去的东西，一个时态上的“已经”或“曾经”，那么，写作的历史性就意味着已经或曾经写过了。这是问题的关键。换言之，我们今天要问的是，“写过了”意味着什么？甚至：“写过了”如何可能？因为有没有可能还什么都没写过？甚至更糟糕的情况会不会是，“写过了”是压根不可能的？面对写作，一个人到底处于怎么样的情境当中。这首先是一个时间的情境，然后也是一个空间的情境，意即，一旦涉入写作，一个人将把他自己，把他的生命，他的生存，他的存在，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对此问题的回答似乎又把我们带回到了“写作是什么”。写作与历史似乎构成了一个思想的死结。但这里我们至少应该试着从历史来理解写作。无疑还有一种更为狭义的理解方式，它曾明确地把写作和文学联系起来。但现在，我们又好像试图用写作来取代文学。的确，在理论话语（尤其是法国理论）的某一时刻，发出过类似的呼声，要更认真地重新审视写作或书写。暂且抛开那些隐含的哲学的、语言学的、符号学的研究或转向，在这一看似简单的术语更替的背后，无论如何必须看到，写作或书写，这个概念或说法的提出，它对我们思想强加的要求，甚至其本身所代表的绝对要求（必须写作），恰恰意味着同历史，同我们通常理解的意义上的那个历史，进行决裂。
在此，完全有必要重新阅读布朗肖在其《无尽的谈话》开篇所提出的论断。他说，书写“假定了时代的一种根本的改变：打断，死亡本身——或者，夸张地说，‘历史的终结’”。根据布朗肖的界定，写作当然不再是文学，不再是之前以文学的名义囊括的以书或作品的形式发表的一切。因为相较于文学，写作的提出，恰恰是为了打破文学这个长久以来占据或支配着我们对“写什么”或“怎么写”之实践的种种看法的范畴，以及这个范畴所暗示并强加给每一个写作者的观念或理想，甚至意识形态。过去会说，文学是出于道德的，神学的，政治的，甚至是文学本身的；文学总是受到某个东西的牵制，它总假定了一个绝对的不可动摇的中心，那就是其唯一的存在之理由和存在之事实，也是其追求的真理性的东西，它的意义，它的理念（在布朗肖看来，这些东西，文学的这些固有的预设，其终极的标志和化身，就是“书”，所以，他会说，写作也象征着“书的终结”或“书的缺席”。这个“书”，当然并不只是我们文化的某一物质的成果，而是那个“肯定了言语之于书写的优越性，思想之于语言的优越性”的观念体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写作，作为打断和决裂，就意味着对这一切的清洗，即“要求抛弃所有这些原则，也就是终止并完结一切担保我们文化的东西”，最终就是终止那个一直支配我们思想的整一性、连续性的观念，也就是历史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谈论文学史，却无法谈论写作史。写作，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写作，我们谈论它，不是为了勘探并发掘它的历史，因为它本身就已经是对历史的逃离，是对整个（如果存在的，所谓的）写作运动或历史的偏转了。写作无历史。
▲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为了重新认识写作，认识这个从历史中逃逸出来的尚未被认识的写作，我们可以认真阅读一下布朗肖晚期的作品《诡步》，那里有许多值得深思的片段。其中，对写作是什么的认识，恰恰是在写作之时间性的考察中进行。写作的时间是布朗肖最惊人的发现之一。让我们读这段话：
“在写下前就遭抹除。如果痕迹一词能被承认，那么它就像指示的标记一样被抹除了，从不被追溯的东西。我们全部的写作——对所有人来说，如果不是所有人的写作——会是这样的：焦虑地寻找那从未在当下，而是在一个即将到来的过去写下的东西。”
还有这一段：
“仿佛他在一本只有很久之后才会写下的书的边缘写过，那时的书早已消失，只会唤起一 斯科特︱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width="75" height="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