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AMANDA CHAN 摄影 / 马岭
-《生活》：广州三年展，发展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届了，请问这三次各有什么特点？
王璜生：由广东美术馆主办的广州三年展，是一个经过长期思考的项目。对于一个地区来讲，必须至少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当代艺术文化项目。1990年代的艺术一直处于比较杂乱的状况，我们觉得需要有人来做一个梳理，于是首届广州三年展就把1990年代当代艺术作为切入口。2000年代伊始，国际焦点已经开始转向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型艺术展览，第一届展览的点选在中国，但构架是国际性的。它不仅是关注美术史问题，而是在关注一段历史，是一种人文关怀。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关注的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比较特殊的现代性问题。珠江三角洲是一个非常异样的、有活力的地区，国际学者和艺术家通过珠江三角洲这样一个特殊的试验场，做了一个展览和讨论，力图揭示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表现，对现代化的不同理解，大家对第二届的评价是充满活力。第三届，我们更关注一个可能更超前的问题——“与后殖民说再见”。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里，中国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是以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的身份在探讨后殖民问题，而且我们希望超越后殖民。
-《生活》：后殖民这个话题，对于普通人来说，会不会引起一些困惑，他们又该怎样理解呢？
王璜生：尽管普通的公众接触比较少，但是在学界对于它的探讨已经很多了。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运用一种比较活跃的形式，展览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个集体思考。我们正好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明白，哦，原来殖民之后还有一个后殖民。为什么我们现在跟它说再见，能否说再见，我们要走向何处，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等等。
-《生活》：此届的策展人之一高士明，年轻而又活跃，能谈一谈你们之间的接触过程吗？
王璜生：第二届三年展后，不少策展人都与我们联系，想参与第三届。不断的比较和探讨后，高士明向我们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们比较感兴趣，在策展过程中，我们不断碰撞，不断探讨，不断归拢。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很多人参与，我们的探讨后期建立在了一个流动论坛上。第二届的珠江三角洲实验室，是我们将艺术家、策展人、理论家、不同学术界的学者，召集到广州，结合广州的实际来探讨问题。这一届，我们采取的是走出去的方式：在广州、北京、香港、上海、黄山、英国等地讨论，这样有种流动的感觉，接触到不同的人群，这个很有意思。
-《生活》：这种形式听起来很与众不同，让人有点振奋的感觉。
王璜生：之后我们还会出几个读本，有研讨会的讲演、记录，其中个别文本是相当重要的学者的文章，像萨拉、马哈拉吉都是国际上非常重要的学者。这次我们与很多一流的国际学者都有对话。考虑到开幕式的喧闹气氛不适合讨论，那样容易流于形式，因此我们放弃在开幕做研讨，而是在展览接近结束时，大约是11月中旬，再做后殖民西方的研讨，那个研讨参与的人比较少，我们会邀请国际一流的学者，是一种比较安静的探讨。
-《生活》：请问我们的展览怎样超越本土？
王璜生：广州的文化土壤，文化生态，有它很有活力的一面，但也有保守和松散的特点，没有后劲，没有本身内在的动力。广州阳光充足，东西生长得很快，兴奋的时候，大家能够做很多事。但还缺乏文化的主线，缺乏一个我们可以持续去做的一个什么事，可以让我们慢慢提升周围的东西，广东跟北京、上海比，还缺很多。比如上海可以将双年展和艺术博览会拧在一起做。市政府宣传部也都能够将当代艺术的纳入工作范畴，艺术家、商业机构都在借助这样一个商机发展。 Y
-《生活》：整个展览，吸引了外面的策展人参与过来，您觉得吸引他们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璜生：我想最主要吸引他们的一点是，三年展的品牌已经树立起来了，有一个良好的合作平台，大家觉得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真正做点事情，好好合作一把。
王璜生，男，广东人，1990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史论专业，获硕士学位，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任广东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